众多关于陶行知思想和生平的文本及话语早已将那一页记录他的历史涂抹得异常浓重，时而明白，时而模糊；时而互相补充、融合，时而又互相矛盾、冲突。因此，本文将在这样一种文化冲突的视野下，对这一页书写陶行知的历史进行一次梳理和反思。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章首先描述国内外陶行知研究的基本现状，然后具体说明本文的研究视角、解释原则、基本概念、研究目的与方法。
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自己对陶行知行动和思想的认识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冲突的过程。刚开始学习中国教育史时，我以为陶行知的思想不如梁漱溟、鲁迅等人深刻而怠慢了他，甚至觉得他二次改名是一种肤浅的、表面化的行为。后来，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可能跟自己从哲学转向社会学的学习有关，我渐渐认识到陶行知的伟大不在于其思想是多么深刻，而在于其行为的深刻和伟大。正如梁漱溟在《怀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一文中所说，纵观陶行知一生的为人和处世，确如毛主席、周总理一样，是一个胸襟气概都卓然地向着世界全人类、丝毫没有局限的盖世人物。陶行知一往直前地奔赴真理，好恶真切分明，有时不形于色，却力行不怠，沉毅踏实，志在以乡村教育为中心推进广大社会的改造。一种深刻的思想，毕竟总要经过好几代人的实践，才能成为某种社会现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行动的倡导比思想的建构更困难，更需要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也许正是因为陶行知没有鲁迅那样深刻的思想，所以他也从未像鲁迅那样颓废和彷徨。和鲁迅不一样，陶行知从未对大众失去过信心，他坚信他的努力一定能唤醒大众，并使他们成为新中国的新公民。不管这种信念是出自他对王阳明心学的体悟，还是出自于他的基督教救世情怀，或者是出自于他追求自由、追求解放的斗志，都是一样的伟大。这也是我将陶行知放在文化冲突视野下进行研究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一节是国内外陶行知研究现象的初步描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研究陶行知生平、行动和思想的文本越来越多，使得我们对陶行知的了解也越来越全面和深入，也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陶行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特性、近现代中国和世界的教育改革以及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