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心愿很大，行为却很具体。他不善言词，不会表达，因此连他的行为也被大家漠视了，包括被我们这些儿子漠视。
这是万千家庭中都会发生的代沟委屈。也许代沟的两边互有委屈，但委屈最重的一方，总是父辈。
直到爸爸去世才知道，天下儿女真正理解父辈委屈的深度，总是在父辈离开之后。
因此，这也总是儿女们追悔莫及的痛点。
我的痛点是，少了一次与爸爸的长谈。
长谈的内容，是关于爸爸一九五七年把全家搬到上海来借住的举动，究竟有多大意义。
这是他平生最大的举动，他希望获得合理的评价。
在灾难的岁月中，他曾对自己的这个举动产生过几次怀疑。开始是当他被关押后全家立即饥寒交迫的事实，使他想到如果仅他一人在上海，就不会这样。后来发现所有的子女都要到陌生的地方上山下乡，使他更加后悔当初把全家搬来的计划。祖母高龄返乡以求重新召唤子孙回家的悲怆壮举，更使他抱愧自责。
但是，自从灾难过去，他的自信已稍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