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朴定阳这次出使美国，清政府不断地发电报对朝鲜施加压力，反而使朝鲜内部反中国的倾向越来越强。这时候，中国觉得应该加强对朝鲜的管制，而不是允许它和世界自由地交往。当时袁世凯是驻朝鲜的最高外交官——商务总督兼外交首席，他对中日和朝鲜之间究竟会发生什么，作出的判断是非常幼稚的。当时这一拨年轻的政治家认为，中国帮助朝鲜发展，目标不是帮助朝鲜成为一个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而是让朝鲜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这种判断就会发生大问题，朝鲜人内心深处肯定会不满。
另外一个是对世界的判断。日本在多大程度上会干预中国处理朝鲜问题？当时的清政府外交官还不理解日本的变革和发展，不知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于日本的政治改革，中国外交官观察后都认为那是日本政府没有力量的表现。日本在1889年公布宪法，即《帝国宪法》， 1890年开始开议会。开了议会后，日本的政府和议会就整天处在一种紧张的摩擦当中。我们今天知道，议会体制下的政府三权分立，可能使国家更有力量。但是我们当时第一流的外交官，包括驻日本的公使，驻朝鲜的袁世凯，给李鸿章的报告都在强调日本没有力量，认为未来一旦发生危机或冲突，中国可以一举决定朝鲜的未来，可以把朝鲜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这也为后来甲午战争埋下一个很大的伏笔。我们回溯来看，1894年发生冲突的所有的火种在之前都已经具备了。